作为一个出生在江西革命老区井冈山下农民的孩子，他的童年与少年是在非常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许多年以后，他带领中央记者组赴上海，并出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的领导，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激烈斗争。此前，他在北京将老母亲送回江西老家，也只能给老人五元钱，就挥泪把老人送上了火车。又过了许多年以后，他已经是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社长，已经是解放军的一位少将了，但每次讲起当时的情景，他的热泪仍然一次次那样动情地涌流。他说，“我的母亲回家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但那时，我只能这样来对待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老人。”他在讲这段话时的真诚的语音和泪水，一次次地感染得我们这些听他讲这些往事的人，也不能不辛酸地与他一起抹眼泪……
他的幸运还体现在他一走进新华社记者的队伍，就担任了军事和国内政治报道的重任。他因而有了参加厦门前线的激烈战斗的机会，有了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小岛上风雨夜哨的体验，有了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邢台地震现场的不期而遇，有了一篇内参引发毛泽东同志下决心对造反成瘾的青年学生进行军训的作用，有了与党中央最重要的工作组一起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激烈斗争的经历，有了与赵紫阳一起共话“揭、批、查”、参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参加取缔“西单墙”，并在最后参加了公审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报道。接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他又随胡耀邦同志来到西藏高原，随解放军官兵保卫祖国的西南边疆，并在1997年的7月，率领几十名新华社的军事记者，成为我军在香港这片昔日的殖民地上代表国家行使神圣主权的见证人。当然，他的这种幸运还表现在他是现在我军高职新闻工作者中唯一一个目睹过邓小平、江泽民两代军队的统帅如何治军的记者。在这个长达十几年的历史新阶段里，他是邓小平同志伸出一个指头就一下子裁军一百万的决策的聆听者，也是江泽民同志继往开来，统帅军队，提出著名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20字方针的纪录人。
老一点的同事介绍说，他们印象中的刘回年，一直是一个不停地以采访、写作和以办公室为家的人，一直是一个以分析、思考和值完夜班又上白班的人，一直是一个盘马弯弓随时待发提起小包就出发，一个昼夜只睡三四个小时的人……
有几个故事颇可以为上面的概括佐证——
一个是23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时，他上完夜班刚回到家，楼房就剧烈地摇晃了起来。有过采访邢台地震经验的他喊一声“地震了”就往办公室跑去，而把夫人和两个幼小的孩子扔到家里。哪里发生了地震，震中在哪里？等到整个大院里都开始大呼小叫的时候，他带领的采访组已经出发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家里的地震棚是谁帮助搭的，他不知道；他的小孩子生病打针是怎么照顾的，他也不知道；他的夫人带着小的孩子住院去了，他的只有6岁的女儿怎么吃的饭，他也不知道；更严重的是，在余震不断的日日夜夜里，他的全家是怎样度过的，他全都不顾了。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在唐山机场开设起新华社的野战报道指挥小组，一个多月里日夜不间断地为新华社发回了大量的抗震报道。
去年的那个夏天，他已经是年近60岁的将军了。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同时发生的大洪水又使他夜不能寐。洪水起时，他正在大连开一个会议，就每晚打来电话询问发稿情况。洪水上涨不止，他立即派出南北两路人马到现场采访，一路首发长江重灾区，一路也在晚些时候赶到了东北。按理，这样的部署对于一个分社来说就已经是相当可以的了。但他从东北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提起一个小包赶到了湖北。前线的记者这时正是最紧张的时候，他利用深夜定下一批题目，第二天天一亮就赶到了决堤的牌洲湾现场。中午，一片汪洋的牌洲湾气温高达摄氏44．5度，玻璃纤维制成的冲锋舟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烫人，他仍然坚持在灾区深处采访。一天时间，老同志的脸和胳膊就晒得全部爆了皮……当然，一生以新闻第一现场为追求的他，也因此“写”下了《重大事件亲历》的最后一章《决战三江的日子》。
刘回年工作最为紧张的时代，也是共和国经历磨难最多的历史时期。从西方和美蒋对我们的重重封锁，到一浪高过一浪的阶级斗争；从错综复杂的党内路线斗争，到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从拨乱反正平反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到改革开放初期频频出现的“民主化”、“自由化”思潮；从军队内部的反“左”防“右”反对形式主义，到恢复群众性的练兵活动提高部队战斗力；从几次大的边境反击作战，到几次大规模的精减整编……不论是搞政治报道还是搞军事报道，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每时每刻都必须在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冲击，每时每刻都必须在很不清晰甚至是混沌的环境中保持着高度的清醒，每时每刻都必须保证自己手中的笔写出的报道要尽可能地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每时每刻都必须确保自己的工作和人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比起一般的体力和利益上的奉献和牺牲，这不是更加难以做到和做得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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